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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肖锋：还有一个是统计部门或者是发表数据这个部门，官方和房地产商之间在数字上展开的攻击。两会期间官方发表了一个最后的结果：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成本是3000块钱。那么如果按照房地产市面的价格，它统计出来全中国的这些地产商去年赚了1万亿元人民币。然后这个一下就惹毛了这些房地产商，他们就开始给政府算这个账。他们算的这个账呢就很有意思。问这1万个亿到底是被谁赚了，地方政府的利润是200%，我们的利润才10%。地价百分之三四十，再加上政府的税和费就几百项的。税和费加起来又百分之三四十，还有不可预见费。这是没法拿到桌面上的，公关费用10%。最后给我们剩下的就10%，我们没有赚很多钱。
王牧笛：根据统计局给的1.5%这数据往回推，你会发现这个数据与房地产成本也不符，与房地产商赚的利润也不符。所以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建筑成本降低了。可是去年钢材也没降低啊，土地降低了吗，去年地王频现啊。
闫肖锋：劳动力成本也在增加。
王牧笛：那这1.5%是怎么出来的呢？
郎咸平：这太有意思。这个数字统计出来，他们一点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还敢发表。这个勇气你要佩服它。
王牧笛：这叫惯例啊，几年来都是这么发表的。只不过今年两会不知怎么就爆发了。
郎咸平：忽然之间老百姓变得聪明了。这怪老百姓，为什么今年要变聪明呢？
王牧笛：都怪媒体强大。今年两会还有个政协委员说国家统计数字提前出炉。这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他是政协委员。2009年7月16号，统计局公布了GDP上半年上涨了7.1%。这个政协委员说他是两家上市公司的老板，一个上市公司统计半年财表要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国家那么大，那么多省份，怎么可能半个月就把所有的公司统计出来呢？而且他记得当时黑龙江和山西的统计数据还没出来呢。国家总体GDP怎么可能在缺2个省的时候提前出炉呢？
郎咸平：你太小看统计局了。这有什么难的呢，大笔一挥不就出来了吗。
闫肖锋：统计局一定是有一套模拟的办法才能够把这个数字凑出来，如果光是靠简单的数学方法，加减乘除是出不来这个数的。
中国：不注重数字的民族
因为道德取代了技术，自古以来中国就不善于在数目上管理这个国家。平面媒体、整个国民的心态是把数字当成一个期望，把数据当成一个销售工具。它不仅仅是统计方法、调查样本，更多的是背后的利益驱动和理念的问题。
王牧笛：这个惹祸的1.5%引发了舆论风暴。现在很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建议对统计也要问责。因为统计对国情学、决策制定、老百姓的感受及对世界的理解都息息相关。如果数据都是骗人的，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呢？
闫肖锋：统计法早就有，也有相关的处罚措施。但是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官员因为数据造假而锒铛入狱，或者是被问责的还没有。
郎咸平：而且这个将来也不可能执行的。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注重数字的民族。以前的古籍记载：“天大旱，死若干。”死多少呢？我们竟然不知道具体的数字。就不知道当时的帝国怎么救灾了。
王牧笛：倡导大历史的黄仁宇写了一本《万历十五年》，里面强调说中国为什么现代化姗姗来迟？因为道德统治。因为道德取代了技术，自古以来中国就不善于在数目上管理这个国家。
郎咸平：所以统计局是延续中华优良传统文化。我们不要太苛责它了，它是一个道德感觉。
王牧笛：没有啊。最近是一个反讽。现在数据很多啊，它就是用道德来取代数据，道德外衣之下的一个数据。
郎咸平：对。
王牧笛：美国的媒体人、学者感慨：中国是世界上最容易弄出数据的国家。中国企业、国家层面的数据都比美国要容易搞得多，很快就出炉了。
闫肖锋：所以不论西方媒体还是西方分析中国问题的专家都有点搞糊涂了。中国的GDP是属于含水分的，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没那么强大，他们好像可以松一口气了。但如果统计局每天都在挤水分，在往下压、往下砍，把地方报上来的数字都狠砍一刀才是真实的，那说不定现在报出来的GDP是打了埋伏的，可能中国早就已经超出我们想象的强大的范围了，所以他们自己现在也搞糊涂了。
郎咸平：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掌控这些数据的只有统计局，我们其他的任何大专院校没有这种能力做全国的普查。这需要大量的人力跟资金，我们做不了。
王牧笛：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对胡润致敬，他一个英国来的小伙子，一个外来的和尚，就带几十号人，靠第三方的力量，突击式的调查，硬是在主流统计之外统计出来一个最难统计的百富榜。
闫肖锋：我们国家统计人均收入都是靠城调队和农调队入户做记账，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问题。中国的所谓的福利、灰色收入，包括红包啊，怎么可能在家庭的记账里面把它记进去呢。不可能的。这变成了“韩锋日记”了，自己把这些兜出来了，这不可能的。而灰色收入和垄断收入恰恰没有统计进去。所以很大一块收入是看不见的。
王牧笛：所以统计是件很难的事情，就连咱们节目收视率都那么难统计。有好多种统计方法，就不用说一个国家的（统计）了。
闫肖锋：收视率还好，报刊的发行量是最不能说的，那才叫有水分，跟统计局一样。
郎咸平：所以不要批评统计局，中国这么多杂志里哪个说实话。说发行量有20万份，实际上只有3万份。这个落差比我们GDP还要大。
王牧笛：所以每回有平面媒体人来咱们节目聊天，我总是问一个问题：“你们杂志的发行量多大？”置若罔闻。
闫肖锋：中国有一个行话：到中国三样不能问。一个是贪官的收入，第二个是女人的年龄，第三个就是报刊的发行量。
郎咸平：今天已经不是统计局的问题了，平面媒体、整个国民的心态是把数字当成一个期望。
闫肖锋：我们跟统计局是一样的，把数据当成一个销售工具。
王牧笛：它不仅仅是统计方法、调查样本，更多的是背后的利益驱动和理念的问题。
闫肖锋：老百姓怎么去看数字，是正着看，还是反着看，还是把它打一个折来看，所以这是一门学问。
郎咸平：这样大概不会错，这是统计局的数字。像你们的话，发行量应该是除以4。
闫肖锋：你去大街上抽10个摊点数一数，然后再打个折，自己就能得出一个数字。老百姓说政府说的CPI太低了，一看这个肉价，昨天是8块钱，今天是10块钱，公布的1.5%肯定是不对的。
王牧笛：所以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可能比数据的理性认知更重要。
王牧笛：节目前几期有一个经典的判断：菜农比学者更理解中国真实的通货膨胀。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体知，这比学理上根据数字的判断要准确得多。
闫肖锋：说起体知来，每次报夏季高温天气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明白。一说39度，实际上是40度或者41度。但是有规定一到40度，就可以不用上班了。因此大家就知道那么多39度都是怎么来的了。
王牧笛：最近一些统计指标，不是用那种冷冰冰的数据了，而是用这种比如说幸福感、满意度这些词。
郎咸平：问题是那个都是假的。
闫肖锋：哪个如果要是真的话，它一定是独立的第三方来做这样的调查。
郎咸平：中国就缺独立的第三方。比如房价问题，北京有学者带着他的学生根据北京的房企上地税局去交的税来重新换算房产价格。然后比如说经济，很多国外学者比如克鲁格曼以及他的同事们会根据中国的能源消耗量来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他都会有不同的角度来切入，由于他们是独立的第三方，所以他们得出的数据可能是更周全更真实的。
闫肖锋：人大说了这么多年关于统计的问题，进步和有利的一面是对大家知情权有帮助。最关键的是一个信息的对称的问题。独立的第三方现在要浮出水面。
一些城市如深圳已经有一些民间智囊机构。它负责来审核政府的开支预算是否是有水分的，包括郎教授你这样的算是独立的第三方。
王牧笛：咱们也不要自我反思，美国的失业率不也低估吗？
郎咸平：美国的失业率严重低估。真正的失业率已经到了19%。
王牧笛：他们也会从选票、政治利益的考虑修改数据。所以这是世界共同的问题。
郎咸平：所以在美国失业之后不算失业，要过了几个月领取救济金之后，再过几个月如果还没有找到工作才算失业。因此，美国现在公布的10%的失业人口都是半年以前的失业人口，最近这半年都没统计进去，如果加上去就不得了。所以他们也存在修改数据的问题。
闫肖锋：经济学界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GDP是“生死时速”。一旦低于这个速度，这个定时炸弹就要爆炸。为什么会爆炸呢？如果GDP要低于6%的话，很多人就没饭吃了，所以政府必须得搞工程，不断地搞工程。哪怕天天去修路，也要把就业机会制造出来，否则几千万人口、三四千万人口大街上晃着，没有事情做，是个很大的隐患。但是你太快了，这个车就越开越疯。所以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郎咸平：真的想解决就业问题，不是靠账面上的数字就行的，必须得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与其说是8%的GDP增长，还不如说你能够创造出每年增长8%的就业机会还好一点。
王牧笛：但是按照我们统计的期望，到了2010年我们的失业率可能还是4.3%。曾经中国太不重视数字了，而今天我们又太重视数字了。这场媒体及两会的问责很及时，在以后的生活中它让我们丢开那些华丽的数字，还原我们真实的生活。